童年的
来源：会员投稿 发布时间：2020-04
几年前，央视主持人拿着话筒在大街上拦住行人问你幸福吗，要大哥大姐大爷大妈对着摄像机说出我很幸福，还要上电视给全国人看。当时我就在想，怎么可以这么问呢？幸福是可以问得出来的吗？ 在我的认知中，幸福是自己内心的秘密，只有他或者她自己想说，才说得 几年前，央视主持人拿着话筒在大街上拦住行人问“你幸福吗”，要大哥大姐大爷大妈对着摄像机说出“我很幸福”，还要上电视给全国人看。当时我就在想，怎么可以这么问呢？“幸福”是可以问得出来的吗？ 在我的认知中，“幸福”是自己内心的秘密，只有他或者她自己想说，才说得出来的，或者说，那样子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幸福是不需要附加太多的条件的，更不需要用很多的概念、假设、比较来作前缀或者后缀。幸福就是幸福，简简单单，也平平淡淡，但事后回味起来，则一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眼前再多的烦忧，因此而变得渺小。 在回忆童年的思维游荡中，我一次次地体会着幸福，哪怕重复了千百遍的场景，也会让我心潮澎湃，有时竟难以入眠。童年的幸福，正是那种没有附加条件的，没有被很多的概念、假设、比较绑架过、俘虏过的幸福。 我不是作家，但我想，如果若干年后，要我写童年的事，我一定能写成一本书。篇幅所限，再说现在我也还没那么老，暂且就分镜头式地写写我的童年故事吧。 一、哥哥 中文字的博大精深，实在巧妙而深刻。说兄弟是“手足”，实在太贴切了。我和哥哥，形影不离地长大。 哥哥大我两岁，等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两个人身高上的差距就不是很明显了——尽管我从来没有高过哥哥。在去做客的路上，有点认识父母的人总是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咯两个小人是双双子啊？” 和哥哥一起做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些经典的，也数不胜数，就说说“装鳝鱼钓”吧。 记忆中，家里传下来就有一些“鳝鱼钓”，大概有一篮子多，很讲究，不是用芦苇杆，而是用“干枯”杆做的——至今我都没考证过这个“干枯”学名叫作什么。我们总觉得还不够多，哥哥带着我到大概两里外的干山上，用父母割草的“节子”（方言，指割草割水稻用的小镰刀）割来“干枯”，再走到钟管街上买来很牢的白线、大头针，新做很多的“鳝鱼钓”。 诱饵当然是最经典的“曲蟮”（蚯蚓）。早春的下午，哥哥把铁耙架在肩膀上，我端着一个盆，或者干脆拎了提桶跟在后面，一起到桑树地里“垦曲蟮”。只要地上满是新鲜的曲蟮粪便，一铁耙下去肯定有不少曲蟮等着我们眼疾手快有时还哇哇乱叫地去抓进盆里或者桶里。 回到家，曲蟮就被我们“腰斩”，还斩成四五段甚至更多。现在想来，好像有点不够友好，一点“曲蟮道”也没有。我们给每个“鳝鱼钓”装上一段曲蟮，整整齐齐码放在提篮里。有点腰酸，赤着脚，踏着晚霞，手上满是还没来得及洗掉的曲蟮汁液和腥味，我们来到田野里，沿着一条条田埂，一对对地把鳝鱼钓放在脚下的水田里、秧苗边。 收鳝鱼钓是最令人激动的事了，因为那意味着收获，且从来不知有几成，每次又不一样。 我们不愿错过收鳝鱼钓的最佳时辰——早晨天大亮之前，因为据说天大亮了，已经上钩的鳝鱼会用尽最后的力气挣脱逃走。哥哥总是把爷爷养蚕用了几十年的铁皮闹钟架在我们和父母四人合睡的“西式木床”一头，开好了几点让它闹。因为太兴奋，太急切，有好几次，没等闹钟响，他已经在另一头把我踢醒：快点快点，收鳝鱼钓去！有一次他正要踢我，我就知道了他的动静，我竟已经早早地醒了在等着他叫我。 我总是跟在哥哥后面，他拎着提桶。到了田埂，就改成我拎提桶，他在前面收鳝鱼钓。他的理由是收鳝鱼钓“蛮不好弄”的，言下之意是他大，应该他来收，我从没有提出异议。看到被拖走一段距离的鳝鱼钓，或者那根“干枯”杆子一半沉入水里的，我们就知道多半有鳝鱼上钩了。哥哥手法确实很好，他总是轻轻地提起来，试着查看鳝鱼吃得牢不牢。如果很牢的样子，他就直接拎起来，放入我已经摆好在边上的提桶里，用右手中指紧紧地钳住鳝鱼的中断，左手提起鳝鱼头，把它的身体别在水桶的边沿上，使劲地几个来回，鳝鱼吃进肚里的大头针钩子就被别直后拉出来了，鳝鱼就乖乖地落入提桶中。如果发现鳝鱼吃得不够牢，哥哥就直接用右手的中指，箭一般下去直接钳住鳝鱼抓到提桶里。也有一些鳝鱼钓找不到的，应该不是被鳝鱼拖沉到了水底，就是被拖到了几米以外，不见了踪影。这时候我们总是很焦急，一来丢了一杆鳝鱼钓，二来很有可能错过了一条大大的鳝鱼，俗话说“鳝鱼总是逃掉的大”嘛。如果发现鳝鱼钓原封不动在原地，我们总是悻悻地直接收起，甩好线头投进提篮里，再说一句“又没咯！”。 等到天色大亮，我们的鳝鱼钓也往往收完了。哥哥提着满满的两提篮鳝鱼钓，我的木提桶已经沉甸甸的了。有时候会有半桶，再不济，也会铺满提桶的底。 东隔壁和西隔壁的奶奶看我们“赤脚提提”地提了提桶回来，总是说：“这两个小人真会得弄，今朝屋里又有好菜蔬吃了。” 杀鳝鱼、烧鳝鱼，就是爷爷的事情了。等我们长大一些，也帮着爷爷杀。爷爷总是用大蒜头红烧鳝鱼筒，放点糖，在灶头上用柴火烧很长时间。那个味道，不是现在的饭店里的红烧鳝筒好比的。父母从田里回来，吃了我们捕来爷爷烧好的鳝鱼，总是说好吃好吃，但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早上去收鳝鱼钓一定要小心，不要被蛇咬了，也不要碰到电线。 等到上了初中，我们这样捕来的鳝鱼，除了留下一点自己吃，就拿去钟管街上卖钱了。哥哥骑着28吋的重磅脚踏车在前，我骑着26吋跟在后面。过“新桥”的时候，因为桥很高，哥哥总是先把他的28吋停好，回头过来，在后面帮我把26吋推过桥，他再回来拿自己的28吋。 鳝鱼多半是在轮船码头边上出手的。我们好像没有和买鳝鱼的大人讨价还价过，大概只论大小两个等级，价格是整条街上都统一的吧，我们也不懂。拿了用鳝鱼换来的钱，我们就到学校上学了。有一次，买家是一个老太太，她说没带钱，要到家里拿，要我跟着去。我紧随其后，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学校里，原来老太太是退休老师，就住在学校宿舍里。于是，被陆老师发现了，好在他也没有批评我不来早自习却在卖鳝鱼。这件事，现在陆老师还会经常和我说起，我们总是哈哈大笑。 上个月，我带儿子去了洋山岛，那里的山上有不少“干枯”。无论我再怎么动情地解释，儿子大概也不会体会到，这种看上去再平凡的植物，曾经以鳝鱼钓杆子的身份，在我的童年中，扮演过多么重要的角色。 和哥哥在一起，记忆深刻的好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抢茅坑”也是一桩。爷爷多次和我们说过，以前，家里还没有衰落的时候，条件好，连“茅坑”都分大小，大的边上有一个小的，专门给孩子们用。是啊，家里通往后屋那高高的木门上，有两个门闩，一高一低，大概有小孩的时候就用低的，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开关门了。想想，早在那个时候，家里就已经是那么的温情满满了！ 大概是叫手足的关系，上茅坑的时间也经常会碰到一起去。不是我等哥哥，就是他要等我。一个在有那扇有低门闩的木门下龇牙咧嘴，一个端坐在茅坑上嘻嘻哈哈。等的实在憋急了，就下最后通牒“我数到10！”于是开始一、二、三地数，被等的就加快速度结束战斗。 分糖也是一桩。现在想来，那时我应该是三年级。我们村小学，五个年级，分作两个教室上课，一共就只有沈老师和陆老师两位女老师，学生大概不超过六十人，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在隔壁。这就是“复式教学”，城里长大的同龄人应该没有经历过。哥哥尽管比我大两岁，但因为上学第一年时，在床里和我打闹时腿受了伤治了很久，所以推迟了一年再上一年级，于是只比我高一个年级。 不知从哪里得了一颗水果糖，大概是沈老师分的吧。我攥了那颗糖，下课后找到了隔壁的哥哥，要他先咬掉半颗。哥哥毕竟大了，大概在众人面前显得难为情，或者，他就是要让给我吃，于是，他数落了我一顿。我悻悻地走回了，但心里还是高兴的：反正是你自己不要吃的！ 猜广播里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上学前，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家乡方言。那时候，应该是因为水乡地方交通不便，人际交往不多，以至于我们那里的方言的地域区分度，可以精确到一个自然村落。走在钟管街上，听不同的口音，就可以知道谁来自哪个村坊。我们尚博行政村的“北墩”和“南墩”，当中只隔了一条并不宽的河，还有一座桥可以过，两边的方言中，就有一些词语或者语调是不同的，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 因为方言占据了绝对地位，再说也没有电视看，以至于我们上学前，全然听不懂普通话。村里的水塔上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在那里哇哇乱响着。我和哥哥经常互相问：喇叭里在说什么呀？有一句话我们听得最多，于是忍不住去猜了——后来有文化了，才知道那是广播里在播时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我们俩长期在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一遍呢？想啊想啊，哥哥终于告诉我：“好像在说，刚得来（方言，“刚才”的意思）真好白相……”我点点头，觉得好像也是这个意思。是啊，我们那时的语汇里，除了“白相”，本来就没有别的了么！ 二、国良 也是奇怪，小时候一起结伙玩的，都是“光郎头”，没有女孩子和我们一起玩的。大概和我们同年纪的女孩子也确实没有，或者，更确切的是我们不愿意和她们玩，不是嫌她们胆子小，就是怕她们向大人告密。 和我一起玩的最多的，除了哥哥，就是国良、阿伟、国秋、小小四个人。他们四个人分别有绰号：尖头、蛔虫、鳅瓜子、大腿。我的绰号叫“嘎来菩萨”（方言，“弥勒佛”的意思），据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坐在“坐车”里，在门前一天到晚不哭，总是咧着嘴对着路过的人笑，只要爷爷给我吃饱。那时，村里绝大多数男人都有绰号。这些绰号，绝对精确无比地描述出了每个人的最大特点。有的叫“眯细眼”，有的叫“白眼”，有的叫“白头发”，也有的，甚至用最不文雅的词语作绰号，但大大小小的都习惯于叫，被叫的人也从来不会以此为羞耻。我常在想，如果现在也流行绰号，大概就不会发生见了面却忘记对方尊姓大名而万分尴尬的事情了吧。 国良家就在我家西隔壁的隔壁，他家里说话我们家里也听得到。国良最大的特点是老实，在我们的队伍里，算他最老实了。但尽管他很老实，我们也不会怎么恶意地欺负他，多数情况下，我们总会想法子让着他，比如在“吃旁东”的时候。所谓“吃旁东”，就是一起摘了桑果、蚕豆之类，堆在一起，我们席地围坐一圈，一起大快朵颐。“吃旁东”是有规矩的，大家从来都严格遵守，极少违犯。摘来堆在一起的蚕豆，会提前在其中几颗——比人数少一，插入小竹片或者木片，然后混入一堆中，再起底翻身拌一回。接着大家一二三开始吃，谁吃到了暗插好的竹片或者木片，就会主动说“啊，我吃到了！”于是他就必须停下，不可以再吃，只好留着口水看其他人继续，直到下一个倒霉蛋来陪他流口水。那个一直没有吃到暗器的人，就可以把最后的蚕豆消灭干净，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地回家。 和国良一起做过的有趣事情，很多，其中，捕蛇那次，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二十多年后，国良来上海，和我多年不见了，我问他，还记得那次捕蛇吗，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记得啦！” 去捕蛇，是为了去钟管街上卖钱。现在想来，小时候我们真的有“勤劳致富”的精神，塑料纸、废铜烂铁，我们都会去捡了卖。夏天，我们潜到水底挖出珍珠蚌，也可以卖钱，五角一个呢。 那天想了很久，我和国良终于下定决定去捕蛇了，但不敢告诉大人，因为是肯定不被允许的。我从家里找到了一个化肥用完了的蛇皮袋，叫上国良，去了。那天天还挺热，我们沿着小河一直往南，绕过“九学兜”，来到了叫作“上其王郎”的地方，那里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是很远的半径了。朝南的河滩上，经我们用桑树条捣腾，偶尔会钻出一条条蛇，主要是水蛇，毒性不大。国良比我胆子大，一个箭步上去就把蛇踩在脚下，然后死死捏住它的头，提到我早已在边上张开好的蛇皮袋里。等我们走到龙山桥，蛇皮袋里已经沉甸甸的，足有好几斤了，于是我们背着斜阳，回家了。 当天已经来不及去钟管了，于是把蛇皮袋扎紧，偷偷放在我家前屋里。第二天，等我去拿下蛇皮袋，发现竟然少掉了一大半，原来，蛇真的有“伸缩功”，从我紧紧扎住的口子里逃跑了。没报告大人，也不管所剩多少，我和国良就去钟管卖蛇了。 现在从家里到钟管街上，走路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开车，发动机还没热就可以到了。但在那时，到钟管可是要绕来绕去，沿着河走过很长的石板路，再走过田野里很长的弯来弯去的烂泥路，过新桥、五福桥，走过高高的堤坝，再走过一片大大的田野，路上应该不会少于两个小时。 收购蛇的，钟管街上只有“供销社”一个地方，店面朝北开的。那里的大人告诉我们多少钱一斤，我们反正也不懂，就把蛇皮袋放在磅秤上给他们称。记不起来究竟是九毛钱一斤，一共一斤一两，还是一块一毛一斤，一共九两，反正店里那个人最后拿给我们的钱是九毛九分。我算反应快的，问他，能不能给我们一块算了，因为我们要两个人分的，九毛九不好分啊。但那个大人就是不肯，“九角九就是九角九！”是啊，那时候，一分钱还可以买两颗水果糖呢。 我拿了钱，和国良就回家了。本来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有点闷闷不乐的。我在后面，国良走在前面。我心里在盘算着，九毛九，怎么分呢？我想国良大概也应该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有点郁闷地走回了村里。等到快要过大会堂的时候，我想问题总要解决啊，钱总要分啊。于是，我终于开了口，对一直没有说话的国良说，你拿五角，我拿四角九好了。国良说，好的呀。于是，我们就把用蛇换来的钱，分掉了。两个人一下子变得雀跃起来了。 三、阿伟 阿伟家和我家“前门对后门”，稍微有点偏，他只比我小十几个小时，尽管我是初七他是初八的生日。他从小长得快，个子高，又瘦，“伟”和“蛔”读音又相近，于是得了“蛔虫”的绰号，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叫他“长脚怪鸟”。阿伟话不多，脑子转得倒快。他父亲在村里或者乡里干活，大概有工资拿，所以家里条件在我们几个人中算好一点。 阿伟经常从家里拿出“好东西”（方言，基本是好吃的零食的意思）分给我们吃。他奶奶给一对杭州的夫妻带过他们唯一的女儿“青青”，那对父母大概偶尔来看女儿，估计也会带些糖果什么的来，于是我们也跟着享福吧。 阿伟很大方。记得比较有趣的是，阿伟家常常有一罐一罐的蜂蜜，不知道哪里买来的。这玩意，对于我们其他几个，可绝对是稀罕之物。阿伟于是常常从家里抱出蜂蜜罐，用小勺子舀了给我们一个个吃。有一次，只有我和阿伟两个人在一起，他用蜂蜜罐de盖子，倒了一些蜂蜜从家里后门溜了出来。我和他躲在稻草堆边上，伸出舌头，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吃蜂蜜。那次从蜂蜜中飘出来的清香，我现在还想得起来。 阿伟在学堂里做数学题，打草稿的是村里或者乡里什么单位的便签纸，薄得透明的那种。家里没有上班的，就没有这种草稿纸用，只好买八分钱一大张的白纸，自己用剪刀裁开了打草稿。每次我向阿伟讨他的草稿纸，他总是很大方地扯下一叠给我，“呶，拿去！” 阿伟的打弹弓水平，在我们几个人中，是最好的。他的弹弓，做得也很精致，形状规整，橡皮筋也多，最多时候应该是二十四条，或者三十六条，中间夹子弹的是真的牛皮，是从村里皮鞋厂的废角料里捡来的。 在阿伟的带领下，我们每个人都装备了自己的弹弓，多数都是用老虎钳剪了家里的粗钢丝做的。子弹多数是小的圆石头，也有用爬到栎树上摘下来的种子的。一年之中，我们玩的道具也随着季节更替而变化，有三角包、弹珠、电池盖、竹箭、高跷、“瘫牌位”、跳绳、“康角码”、“曲儿”，等等，但弹弓似乎是我们常年的装备，一直在身上带着，大概这玩意最能显示出男子汉气概吧：谁也不要欺负我。 我们玩弹弓终于太过分了，因为我们把弹弓还带到了教室里，下课了还拿出来炫耀给女同学看。陆老师实在不能容忍了，大概她最怕的是弹弓的子弹打到同学头上或者眼睛里，那是很危险的。陆老师于是下了命令：明天把弹弓统统上缴！ 这下子麻烦大了，没有弹弓怎么过日子？！阿伟还是脑子快，说，我们自己另外做几把交给老师，“真的”不交出去。于是，第二天，我们几个交给陆老师的弹弓，只是我们临时用很软的铅丝做的“假的”，形状歪歪扭扭，毫无生气，橡皮筋也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大概只有四根或者六根。陆老师照单全收，竟没有一点点怀疑我们已经偷梁换柱了。现在想来，那时陆老师是不可能不知道我们那点小伎俩的，她只是不愿伤及我们的自尊心，也不愿真的剥夺了我们的童年。 放学的路上，阿伟露出一排牙齿，对我们说：“那（方言，“你们”的意思）看，听我咯好否啦！”于是，我们又钻进路边的树林，打“绿豆子”（方言，指一种羽毛绿色的小鸟）去了。 四、吃冷饮 自从八十年代初水田和桑树地分到各家各户后，父母就一刻不得歇息。上有爷爷，家里共五口人，分到的近八亩水田，要种“三茬子”（方言，指一年三季作物，两季水稻，一季油菜或大麦），还有四亩多的桑地，一年要养四季甚至五季的蚕，最多的四张种，最少的一张或者更少。爷爷也会帮衬，他当过生产队里多年的蚕桑指导员。 生产关系的改革，真的解放了生产力。记得那次，现在想来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父亲在晒谷场上，用“掼稻场”打稻谷。爷爷看到一大推稻谷，语气凝重地说：“想不到，同样的田，同样的人，可以出这么多谷！”尽管父母和爷爷如此辛劳，且没有遇到大灾或者倒霉的境况，粮食和蚕桑收成也不错，但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收入还是很低。 然而，尚不会帮助干活，或者大了一点后也只能帮着干点轻便活的我们兄弟俩，似乎在这种大人们始终处于繁忙劳累中又没有多少钱花的日子里，竟也体验着一丝丝的快乐和满足。其中，卖了稻谷在钟管街上吃一次冷饮，便是极大的一桩乐事。 早稻收好、扬干净、晒干，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要用船载了运到钟管街上的粮管所去卖。因为叫作“卖”，我便曾几次问摇着橹的父亲：“阿爸，这一船谷好卖几何（方言，“多少”的意思）钞票？”父亲几次都同样回答我：“一分洋钿也没有的！”于是我还要问个为什么会“一分洋钿也没有”。父亲于是一次次和我们说“皇粮国税”的道理，尽管我们似懂非懂。父亲会接着告诉我们，等“公粮”卖完了，还有稻谷的话，就可以卖“余粮”了，就有钞票了。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卖完了“余粮”后的福分。拿到分分角角的一叠钞票后，父亲就会对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我们兄弟俩说：“去，吃冷饮去！”母亲则总是不愿去，说她吃了冷饮要牙齿疼的。其实，那时是骄阳似火的夏天。 父亲于是带了我们兄弟俩，走到位于钟管街上唯一的位于东首拐角上的冷饮店里。店员会爽快地推开躺在地上的冰柜的盖子，要我们选，吃绿豆汤，还是冰牛奶——现在想来应该是用炼乳冲的，还有清凉汤，一碗应该在一毛钱上下。我们父子三人每人要了一碗，坐在那里的吊扇下，慢慢地喝完。我总觉得那一“高脚碗”的冷饮实在是少了点，但也不会央着父亲买第二碗。没有空凋，头顶的吊扇足以把滚烫的温度降低很多，家里可没有电风扇。 那碗只有卖了余粮才有得喝的冷饮，实在是太好喝了。至今，我还记得那冰牛奶的香气。 母亲，则总在粮管所那里的树荫下，等着吃好了冷饮的父子三人回来，一起再摇船回家。 五、吃肉 老家的方言里，有很多非常达意的词语。其中，有很多用“吃××”来指代某件事情的。 “吃豆腐”，是指人去世后办的丧事。至于为什么叫“吃豆腐”，大概一来是豆腐白色，显示出悲情，二来那时经济条件不好，这种餐桌上，豆腐确实是主角，而荤菜绝对只是搭配和点缀一下。“吃粥”是指吃早饭的意思。由于大人要下田干活，体力消耗大，所以老家那时一天都是吃四顿的。第一餐早饭就叫“吃粥”，也真是名副其实。每家每户都是“吃粥”的，最多外加一点咸菜过着，算是一顿早饭了。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或者包产到户条件好一点后，偶尔会用米粉做些糕点，大人们吃了不至于很快就饥肠咕噜了。 “吃肉”可是一件大事情。“吃肉”的意思是指喝喜酒。至于为什么这么称呼，大概是因为只有在喜酒上，平时荤腥少有的人，才有机会“吃肉”了。要知道，那个年代逢年过节，也不是经常有机会“吃肉”的。家家户户招待客人，主打的几个“硬菜”无非是红烧肉、肉圆、鸡肉、千张包、囫囵蛋等几样。主人会热情地给客人夹菜，把那几个“硬菜”分给客人们吃。但客人们心里都明白得很，小孩子也是严格执行大人在出门前作出的教导，不会轻易真的去吃掉主人已经给夹到碗里或者面前的这几样大菜，而只是盯着那几个小炒菜和素菜吃，最经典的是芹菜、包菜、茨菇、粉皮烧咸鱼等。等到客人吃完，主人收拾台面，就把那些已经分发出去的大菜，再夹回原来的碗里，等着下一餐继续“吃”。如此循环往复，一直要到正月底。 于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正月底做客。出门前，父母会一改教诲，意思是：如果肉夹到你碗里，主人说正月里没有客人来了，你们就吃掉好了，如果不说没有客人来了，就不要吃。正月底这样吃到的肉圆，基本上都是已经收缩得很小，也很干的样子了，但味道确实很香很香。开学后，我们还会带这种肉圆到学校吃。那个香喷喷的味道，至今难忘。等到肉圆吃完了，我们就吃咸菜，一连三天。 外婆是最好客的人，也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们的老人。她不但要围着桌子给我们夹菜，还会把肉圆、鸡蛋捣碎，这样我们就不会不吃了。 上了岁数的人，都说现在的肉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了，我没有考证过原因何在，也不知道现在的肉是不是真的不好吃了，但我想，是因为那个时候肉少，所以好吃。至少，这是主要的原因。 其实，其他的一切东西，不也都是少的时候，才显得好么。 六、结语 读书年代，尽管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我是最怕写作文的，每次写出来的文章，自己总是不满意，老师也不表扬，但有一次例外。那次，就是我在初三时写了《我的小伙伴》。 在这篇《我的小伙伴》里，我写了上面写过的国良、阿伟、国秋、小小，写了和他们一起上山下水、捕鱼摸蟹的故事。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也写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语文老师是副校长房老师，他郑重其事地当着全班的面，表扬了我的这篇作文。我还记得，他说，尽管文章的头起得很长，但因为后面的内容很翔实、很丰富，描写很风趣，所以也不显得臃肿。 等我上了高中，假期里从湖州回到钟管，老师们还在说，我的那篇文章还在被当作范文讲给师弟师妹们听，一直讲了几年。只可惜，这篇作文现在已经无从找寻了。 想在想来，不是我那次的写作水平突然提高了，而是因为我写的是自己的童年故事，在那里，有我刻苦铭心的美好往事，在那里，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情，从来不需要修饰，那个时候的幸福，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这次我是用笔在稿纸上写的话，纸面上只有很少的修改痕迹的，因为，这篇文章，尽管有点长，我也基本是一气呵成的。 然而，我还是在担心。尽管写到这里，我自己还意犹未尽，也已经心潮澎湃，但我还是担心没有触动读者的心弦，读者依然无动于衷。 如果，作为读者的你，看到这里，有所心动，有所浮想，那么，也请你拿起笔，把你的童年，写下来，因为，那也一定会打动我。 让我们，一起找寻童年的幸福。那种幸福，我们可以享用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