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我的小耳朵
来源：会员投稿 发布时间：2020-04
最近很多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左耳》电影到达你的预期了吗？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我必须要说实话的是：十年前，当我在我那台当时配置最牛逼的台式电脑上敲下木子耳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一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补充一下，我必须要用好电脑的原因是，我怕电 最近很多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左耳》电影到达你的预期了吗？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我必须要说实话的是：十年前，当我在我那台当时配置最牛逼的台式电脑上敲下“木子耳”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一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补充一下，我必须要用好电脑的原因是，我怕电脑反应的速度跟不上我的打字速度。 十年前，这是真相，绝不是吹牛。 后来，这本被我叫做《左耳》的小说，在十年的时间内，被成千上万的读者读过。2014年，它被拍成了电影，截止到现在这一刻，共卖出了4。81亿的票房。 我如果说我还不满足，谁信？ 另一个被问得多的问题是：你的路演到底要跑到哪一天为止？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记得三天前，我在珠海某大学，坐在第一排的男生站起来说，他看《左耳》电影，看了五遍。 我问为什么？ 他说：六年前，我记得你来过定西，我去过那场见面会。 我当然也记得定西，那是甘肃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去到那里要开很久很久的车。我以为那里不会有我的读者，所以深夜十点，当我看到广场上灯火通明，那么多的孩子手捧着我的书站在路边等我的时候，我内心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去过，你来过。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公平的事。 现在的我在海南三亚。 十多年前我也来过这里，跟着海南“希望工程”的车，跑遍了海南的学校推广阅读。有一天一共讲了六场，从此得了个外号叫“讲不死”。只不过在我的字典里，这件事一直叫做“校园行”，不叫“路演”。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每年的五月和十月，我都会在各大校园里来回穿梭。有时候坚持做一件事仿佛成为一种偏执，就像我坚持了十年的女生夏令营。我坚信有些东西，只要你不放弃，它就会一直在那里，陪着你，给你别人看不到也无需要让别人看到的荣光和力量。 在这个夏天，《左耳》成为了更多人青春的关键词，却注定要成为我记忆中要被封存的某个部份。 但是我会一直记得很多人对我说过：饶雪漫，你的东西没法变成影视作品。 说这些话的人并非怀着恶意，相反很多是我的朋友。 我问：为什么？ 他们说：太真实了，反而很难改。 《左耳》出来后，我偷偷去看了几场社会场，记录了大家的每一个笑点和哭点。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张漾在楼顶劝蒋皎不要跳楼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某位中年大叔直接叫了起来：这台词也太雷人了吧！编剧怎么想的！ 我真想拍拍他说：“嗨，哥们儿，我写的，问我。” 其实真没怎么想，那只是原小说里的话，为了照顾书迷的感觉，有些感觉略微生硬的台词，我们也做了最后的保留。 是需要每个人都理解和接受吗？ 不是的，因为我真的已经过了什么事都要争把输赢的年纪。 但是不管掌声还是嘘声，我想我都会深深地记得。 如同记得无数个沮丧的日子，我也曾经对自己说过：要是真的要不到你想要的，就不拍了也罢。 如同记得我第一次到光线传媒，焕焕跑下楼来接我时满面春风的笑容，让我相信这会是电影《左耳》的转机。 如同记得在王总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有朋，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羽绒服，跟我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对这个小说的理解，精准到令我惊讶。 后来那件衣服借给了监制黄志明老师。他说北京很冷，他从来没有在一个组里从头到尾呆过这么长的时间。 如同记得在厦门，纯纯和欧豪在游泳馆练游泳的时候我去探班，看到她和他从水里冒出头来，我倒吸的那一口凉气。 如同记得厦门886酒店四楼的平台，记得东山岛空气中浓浓的海的气息，记得北京那个远得要了命的摄影棚和拍摄最后几天重重的雾霾，记得那些总在探班的粉丝，记得村长家，记得那么多人在剧组度过的生日。记得元宝好喝的茶，记得小耳朵和妈妈打的那通长长的电话，记得胡小夏动人的歌声，记得马思纯隔着一堵墙对着段博文大声喊话：要不要过来打牌！记得好吃的骨头汤，还有导演知道我嗓子不好特意放到前台的冰糖梨水，记得曹小北一直欠我的那个拥抱，记得郭栋楠为这个电影做的每一张图片，记得美丽的小贾音每一次加班到半夜，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的笑脸，记得路演群里抢到手软的红包…… 记得我团队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因为这个电影，流下的泪水和汗水。 我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亦是我的。 这是我们共同的成长，也是我们留给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但是，就算天未晚，夜未央，还是要来郑重地说一声再见啦。 无论多么不舍，总是要开始新的故事。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和吧啦。你好，我的莫醒醒和米砂。 文/饶雪漫
